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进行战略转移。面对“除了陕甘边区以外的一切革命根据地”都已“丧失了”这一困境，要往哪里转，落脚点在哪里，一开始却并不是十分明确的。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最终选择在陕北落脚。毛泽东指出：“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本文从红军长征和政权建设的视角来回望历史，旨在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坚定制度自信，发挥根本政治制度职能作用，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逐步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1945年党的七大正式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以独创性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毛泽东思想是逐步形成的。毛泽东领导创建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根据地。他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的思想。”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会议，改组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可以说，以遵义会议为标志，毛泽东关于政权建设的理论与政策成为中华苏维埃制度建设和工作的指导思想，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构想的提出和建立，开启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的历史新纪元打下了坚实基础。

苏维埃运动和政权建设

我们党成立后，尝试探索政权建设。1927年，党建立工农红军，陆续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领导建立苏维埃政权。苏维埃的种子遂在中国大地上开花结果，其重要标志就是制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简称宪法大纲）、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通过宪法大纲，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选举产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人民委员会主席。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根据宪法大纲，实行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通过召开各级工农兵代表大会，吸收工农群众参加政权，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这已具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本形态和特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根据地的红军队伍和游击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持游击战争。”长征途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一直存在（尽管中央苏区丧失），同时，党和红军充分考虑地域、群众、敌情等条件，尝试建立新根据地，建设苏维埃政权，直至全面抗战爆发后转变实行参议会制度。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长征最后出发地

该根据地是由任弼时、贺龙等率领红二、红六军团会师后，1934年11月在湖南、湖北、四川、贵州四省边界创建，是最后一块南方红色根据地。任弼时说：“这在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史上是有极大意义的。”在根据地，开展了土地革命和党的建设、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强调“加强和巩固党与政权机关的领导力量，改善领导方式”，“在分好了田的地方，应马上进行苏维埃的选举运动，把革命委员会转变成正式的苏维埃政府”。

中央红军长征的初选目的地。按最初计划，中央红军准备转移到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湘江战役后，党内对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一直存在激烈争论。生死攸关之际，毛泽东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北上湘西的计划，转向西到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去。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湖南通道举行紧急会议，参会的多数同志赞成和支持毛泽东的建议。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举行会议，通过关于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鉴于目前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会后，红军经贵州腹地向黔北挺进，于1935年1月7日攻克黔北重镇遵义。

红军长征的最后出发地。在根据地，发动了著名的湘西攻势。1935年初，广大军民展开了一系列反“围剿”斗争，先后取得陈家河、桃子溪及忠堡等战斗、战役的重大胜利，成功牵制30余万国民党军，有力配合中央红军向贵州的进军。之后，湘鄂川黔省委决定实行战略转移。1935年11月，红二、红六军团从桑植出发，开始长征，于1936年7月同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共同北上。这时，党中央决定红二、红六军团同红32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由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22日，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隆德将台堡（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同红一方面军会合。

鄂豫陕革命根据地：长征中唯一建立的根据地

1934年11月16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共鄂豫皖省委率红25军2900余人离开鄂豫皖苏区，从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长征。红25军先后进入鄂豫边的桐柏山区、伏牛山区，在陕西省雒南（今洛南）县庾家河（今属丹凤县）地区，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积极开展反“围剿”斗争。1934年12月10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决定在鄂豫陕边界创建苏区，并将鄂豫皖省委改为鄂豫陕省委。至1935年5月，红25军先后取得蔡玉窑、文公岭、石塔寺、九间房等战斗胜利，并攻占5座县城，取得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同时，在鄂豫陕边界的郧西、卢氏、雒南、镇安之间地区，广泛发动和武装群众，分配土地，陆续建立2个县、13个区、40多个乡、300多个村的苏维埃政权和鄂陕边苏维埃政府。红军发展到3700余人，地方武装游击师和抗捐军发展到2000余人，鄂豫陕苏区初步形成，人口近50万。1935年5月中旬，国民党军向红25军发动第二次“围剿”。鄂豫陕省委决定，以游击队就地坚持斗争，以主力红军北上寻歼国民党军一部，尔后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争取歼敌一部，以打破敌人“围剿”。6月初至7月初，红25军先后取得商县夜村、淅川县荆紫关等战斗的胜利，7月13日北出终南山，消灭了西安以南部分地区的民团。

大力开展根据地建设。鄂豫陕省委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开展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严格执行苏维埃的土地法令、劳动法令、经济政策等。1934年12月20日，发布《关于商业政策问题》，明确苏维埃政府的商业政策原则是保证贸易自由，保护个体经商者和小商贩的正当权益，促进物资商品的流通。1935年1月9日，发布《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为占领镇安县告群众书》，号召群众组织自己的政府——革命委员会，建立自己的武装——抗捐军，分配土豪劣绅的田地给穷人种。后来，陕南特委继承和发扬鄂豫陕省委的诸多政策，制定和实施一些符合党的路线方针的政策和策略，包括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调整党对地主、富农的政策，争取“大刀会”等成为同盟军，保护城镇商业，保护邮政，保护学校等。

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与川陕、陕甘革命根据地形成鼎足之势，支持了陕甘，又牵制了进攻川陕的敌人，有力配合了红军主力部队的长征，同时红25军北上陕北。这为在西北建立稳固的中国革命大本营发挥了积极作用。

陕甘宁根据地：落脚点和出发点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于陕甘革命根据地（又称西北革命根据地）。这是长征时期唯一存在的较为完整和稳固的根据地，有“南有瑞金，北有照金”的说法。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在建立和发展陕甘苏区的过程中，强调学习井冈山经验，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西北实际相结合，按照客观情况决定政策、独立处理重大问题，发挥人民战争优势，采取灵活机动战略战术，革命武装和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正是在该根据地基础上，陕甘宁边区根据地建立和发展起来。1937年9月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正式改称陕甘宁边区政府。毛泽东两次用极为朴实的语言对陕甘宁根据地作出高度评价。一次是1945年2月，他说：“陕甘宁边区的作用非常大。我说她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枢纽，中国革命的起承转合点。”“这个地方是落脚点，同时又是出发点。”另一次是同年4月，他强调：“没有陕北那就不得下地。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

红军长征胜利的落脚点。中央红军早知道陕北有红军，却不知道陕北根据地的详细情况。1935年9月，党中央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先行北上到达哈达铺后，从缴获的国民党报纸上获悉：陕北有几十个县都被“赤化”了，那里的红军及地方武装加起来达数万人。在两河口会议上，党中央考虑到陕甘根据地北连毛乌素沙漠、东有黄河天险、西临六盘山，对红军摆脱四面受敌的被动局面有利，加之距苏联和外蒙古较近，遂作出北上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重大决策，落脚陕北根据地。

全面抗日战争的出发点和前进阵地。1935年5月，驻华日军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对华北统治权的要求，并调集大量军队入关，11月策动汉奸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制造“华北五省自治运动”。蒋介石反动政府置民族危亡于不顾，一方面，与日本签订《何梅协定》、《秦土协定》，并接受日本“华北特殊化”要求，民族危机更加严重，中日民族矛盾迅速上升为主要矛盾；另一方面，顽固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镇压抗日救国运动，纠集重兵“清剿”红军，引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在此背景下，党中央和红军落脚于紧邻华北的陕甘根据地，让中国共产党“北上抗日”、“抗日救国”由“九一八”事变后的政治主张，变成了现实的军事部署。这让党和红军在政治上占据了主动，赢得了全国人民特别是资产阶级和地方实力派的理解支持，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打下了基础，并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独立自主，创新发展

“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之一。遵义会议通过的决议，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的决定，都不是经过共产国际提出的，而是由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作出的，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首次。以此为起点，中国共产党人开启了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

“苏维埃”是俄国十月革命后创建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组织形式。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辟了一条把苏维埃制度中国化、时代化之路。周恩来曾评价道：“苏维埃是工农代表会议，它与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是有原则区别的。列宁说苏维埃政权不仅可以用于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可以用于殖民地国家。毛泽东同志发展了这种思想，把它发展成为中国的代表会议制度。”实践中，还对苏维埃制度作了创新发展。比如，一些基层苏维埃代表由差额选举产生；设立审计委员会，建立审计监督制度，开展有成效的工作等。

更大的发展则是实现了两个转变。其一，陕甘宁边区从工农苏维埃政权向抗日民主政权的转变。适应国内阶级矛盾的重大变化，我们党取消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称号，逐步实行参议会制度。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等的直接领导下，陕甘宁边区成为模范抗日民主根据地。1939年1月陕甘宁边区一届参议会一次会议召开，成立陕甘宁边区政府。为适应抗战需要，我们党领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晋冀鲁豫、陕甘宁边区先后实行以“三三制”为原则的参议会制度，即在各级参议员和政权机关人员构成中，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各占1/3。这是人民民主的典型形态，开创了我国协商民主的先河。在政权机构设置上，边区、县、区实行代议制，各级均设参议会、政府和法院，参议会既是民意机关，也是最高政权机关。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逐步实行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其二，抗日民主政权向人民代表大会的转变。1948年8月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在石家庄召开。这成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前奏和雏形。1954年9月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举行，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标志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建立并初步运行起来。

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90多年前，毛泽东指出：“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2016年7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发出“缅怀先烈、不忘初心，走好新的长征路”的号召，强调要继承和弘扬好伟大的长征精神。经过70多年特别是新时代以来的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已经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我们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坚定“四个自信”，发挥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显著优势和职能作用，进一步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